作者：夏研

日前，澎湃新闻报道了一个案例。骑手在送餐途中受伤，然而他维权时发现一个问题，他根本不清楚自己的老板是谁：他自认为是“驻店骑手”，为特定餐厅服务，但他发现自己曾经随手点了“同意”的，是使他成为平台“众包骑手”的众包协议；为他提供薪水、投保的，则是平台层层转包的小企业，历经多次更换；平台的算法掌握着对他的奖惩权，但当他主张权益时，平台似乎隐身了。

这个问题的产生，和外卖行业的特征有关。在传统行业，一个劳动者进入行业，通常由相对固定的单位招聘、管理并发放工资，“给谁干活、由谁管理、出了问题找谁”，此逻辑大体一致。但众包模式打破了这种相对清晰的关系：外卖平台提供订单和规则，配送业务可以外包给代理商，代理商又可能继续转包，发薪、投保也由不同企业承担，骑手则成了这眼花缭乱的“终端”。

当然，众包没有“原罪”。比如外卖订单本身存在明显的潮汐效应，午晚高峰、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往往需要更多运力，而在其他时段配送需求又会下降。众包既能让平台根据订单变化补充运力，也给劳动者留下了更大的自主空间。但问题是，众包模式下复杂的用工关系，成了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维权的一道门槛。

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首批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专题指导性案例，其中就明确，劳动者主张与该企业存在劳动关系的，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用工事实，综合考虑劳动者对工作时间及工作量的自主决定程度、劳动过程受管理控制程度等依法作出相应认定。可以看出，这就是瞄准新就业形态中“名义关系”与“实际用工”可能脱节的问题，避免一纸“众包协议”成为认定劳动关系的唯一依据。

只是，认定标准清晰，操作起来却并不容易。在这起案例中就非常明显，从2024年9月至2026年1月发生事故，当事骑手的工资先后由多家注册在不同省份的企业发放，平均两个月就更换一个名义上的发薪主体。等到骑手受伤需要维权时，就得先从平台、餐厅、代理商、发薪公司、投保公司等多个主体中，厘清自己究竟与谁存在劳动关系。

对一名骑手而言，这就意味着在讨论自己应当获得什么保障之前，还要先弄明白企业内部复杂的外包、转包和用工关系。而劳动者掌握的信息有限，完整的订单记录、派单规则、考核数据，以及平台与代理商、外包企业之间的业务关系，更多掌握在平台与企业一方，劳动者面临的难度可想而知。

对此，不妨采取一种更简便的办法：劳动者只需就自己为谁提供劳动、接受谁的管理等完成初步举证，比如最近的服务单位、发薪主体等，由相关部门裁定赔偿。之后这笔赔偿如何分摊，则由掌握相关合同和数据的企业进一步举证说明、各自协商处理。

由此，劳动者不必先弄清整条外包链条，才能获得必要的救济；而平台、代理商等企业在明确自身可能承担的责任之后，也会更有动力规范外包、转包和用工管理，避免出现责任主体频繁变更、权责边界模糊等情况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让企业在举证和责任厘清上多走一步，也是在倒逼整个行业把用工关系理得更清楚、更规范。

很多灵活就业者遇到的困难是非常迫切的，比如身体创伤，甚至是丧失劳动能力，本身的生活困境再叠加长期维权的成本，对他们来说未免太苛刻了。因此，有必要在司法实践层面，降低维权整体的复杂度，保障劳动者得到救济。

商业模式可以复杂，用工关系可以多元，但理解这套复杂结构的成本，不应让劳动者承担。谁掌握更多用工信息，谁就不妨在举证和说明上多走一步，这也符合责任和义务相互匹配的常识。（夏研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