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月的苏格兰已经有了寒冬的凌厉，我在格拉斯哥大学的图书馆里休息时得到了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的消息：这次是加拿大诗人安妮·卡森！好巧，今年春天刚读过她的《红的自传》（Autobiography of Red）。

相比近几年诺贝尔文学奖时常出人意料的结果，今年的获奖者似乎更接近众望所归。对于熟悉当代英语诗歌的读者而言，卡森的获奖并不令人意外。这位今年76岁的诗人早已声名卓著，其作品也长期受到欧美文学界的高度推崇。某种意义上，诺奖只是为她早已确立的文学声誉增添了一个注脚。

我是从英美女性诗人对古典神话的改写问题进入安妮·卡森的。在读过格丽克、奥斯特里克、费恩莱特等女性诗人后，本应对各种改写形式都见怪不怪了，但我仍被卡森所震惊，因此看到瑞典学院给卡森的授奖词是：“大胆而富于创造性的作品，在与古典传统的游戏性（playful）对话中，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”这一评价，我深以为意！

《红的自传》取材于古希腊诗人斯特西科罗斯关于革律翁的残篇。在传统神话中，革律翁是一个长着翅膀的红色怪物，最终被英雄赫拉克勒斯杀死。然而，卡森几乎完全改变了原有的故事：革律翁成为一个敏感、孤独、热爱摄影的现代少年，赫拉克勒斯则成了他爱慕的对象。那个在古老神话中注定杀死自己的英雄，如今竟成了令他陷入爱情的人。这种身份与命运的错位，使故事平添了一层诡异而迷人的意味。

真正令我感到奇妙的是，卡森竟然如此大胆地让一个通红的怪物生活在现代世界中。在《想法》一章里，革律翁开始写自己的自传：“革律翁是一只怪兽关于他的一切都是红的。”接着，他写自己住在“大西洋的一个名叫红地的小岛上”，母亲是一条河流，父亲是黄金，甚至还记录了人们对他形体的描述：“有人说革律翁有六只手六只脚有人说他有翅翼。”一个浑身通红、据说长着翅膀的怪物，竟然像普通孩子一样拥有母亲、哥哥、学校和童年烦恼。试想，如果这样一个少年真的出现在现实生活中，走在街道上，坐进教室里，或者乘坐汽车穿过城市，该是一幅多么诡异的景象！

似乎古灵精怪的卡森毫不在意这种荒诞，反而像是在做语言游戏一般，让诗行像红色火焰般流淌下去。只要阅读过这部诗集，便会赞叹授奖词中playful一词的精确。在《正义》一章中，革律翁与哥哥像普通孩子一样上学；在此后的故事里，他又经历了成长、爱情与分离。那些本该属于古老神话的奇异形象，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融入了现代生活。

我们渐渐不再纠结于一个红色怪物为何能够生活在人类社会，也不再执着于现实与幻想、古典与当代之间的界限，而是开始关心这个与众不同的少年如何面对他人的目光，如何认识自己的身体，又如何经历爱情与伤害。卡森保留了神话人物的姓名、红色身体与翅膀，却几乎彻底改写了他们的命运，她所处理的，实际上是跨越时代的异质性经验，是古典与当代之间的对话。

事实上，卡森作品的实验性早就被评论界辨识出来了。2011年，《卫报》刊登了一组英国诗人谈论自己欣赏的同行的文章。英国诗人露丝·帕德尔（Ruth Padel）回忆阅读《红的自传》时说，这部作品令她大为震撼，使她意识到，只要真正忠于自己的想象力，诗歌几乎可以无所不能。在她看来，卡森以看似平实的语言传达出强烈而复杂的人类经验，正是其独创性的重要来源。

同一篇报道中，英国诗人爱丽丝·奥斯瓦尔德（Alice Oswald）则将目光投向卡森翻译的萨福诗集《如果不是，冬天》（If Not, Winter）。她指出，翻译往往试图使古代诗歌变得完整、通顺、容易理解，卡森却反其道而行之：她保留了原始纸草文献中的残缺与空白，使那些已经失去的文字依然以缺席的方式存在于诗歌之中。对于奥斯瓦尔德而言，这种对残缺的忠实，恰恰使古老的诗歌重新获得了生命。

卡森本人对诗歌也有着不同寻常的理解。2016年，在《卫报》记者凯特·凯勒韦（Kate Kellaway）的采访中，当被问及如何定义诗歌时，她回答道：“如果散文是一座房子，那么诗歌就是一个着火的人在房子里飞奔。”这个古怪而生动的比喻，或许比任何理论都更能说明卡森的写作：迅疾、危险、不安于室，仿佛随时准备冲破既有形式的限制。

今年获奖消息公布后，我赶紧打开英国主流媒体网站。果然，《卫报》第一时间再次强调卡森的大胆与锐意，并引用了苏珊·桑塔格对她的高度评价。桑塔格曾表示，卡森是少数几位无论写什么，她都愿意阅读的英语作家之一。这种推崇或许也说明，在英语世界，卡森早已不仅是一位受到诗歌同行欣赏的诗人，更是一位具有广泛知识界影响力的作家。

别忘了202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是美国女诗人露易丝·格丽克（Louise Glück），要知道格丽克的诗歌同样与古典神话保持着密切联系，但格丽克缺少的是卡森那种playful的气质。相比卡森近乎狂欢式的文体实验，格丽克的创新往往发生在更为克制的抒情形式内部。她通过声音的转换、叙述视角的游移和诗集整体结构的安排，使古典神话与个人经验交织；卡森则更为跳跃、驳杂，不断将学术、翻译、小说和戏剧引入诗歌。前者在看似简洁的形式中重新组织情感与思想，后者则通过不断突破文体边界拓展诗歌的可能性。

六年间，两位与古典传统有着深刻联系的北美女诗人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，当然不足以据此断言评奖标准发生了某种转向。但至少可以看到，古典文学并未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而失去生命力。相反，当代诗人依然可以从古老的神话中发现新的问题，创造新的声音，甚至发明新的文学形式。

也许，古典文学真正的生命力，并不在于它被后人完整地继承，而在于它始终能够被重新理解、重新讲述。那些古老的神话人物并没有被永久留在过去：他们仍然可能带着红色的身体与翅膀，走进我们今天的街道、教室和生活。而诗歌，也远未穷尽自身的可能性。

（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博士生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