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，“纯过日子”的说法在社交媒体上很火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称呼自己是“纯过日子人”。“纯过日子”被描述为“一切花里胡哨的人设的反面”：对宏大叙事和自我剖析失去了兴趣，电影节和音乐节的门票不抢了，基金理财的人设也懒得经营，连过去愿意排队去吃的“漂亮饭”也提不起劲了。取而代之的，是去菜市场关注打折信息、自己买菜做饭、早睡早起、刷刷短剧。

这些年来，消费主义无孔不入地制造欲望，诸多心理学和社会学概念被滥用，朴素的日子因为“过载”而变得笨重压抑。“纯过日子”将附着于生活之上的解释、包装和焦虑一并卸下，让生活回到它本来的样子，起到“拨乱反正”的效果。

人们在卸下“过载”的同时，也在完成一次精神层面的撤退——从公共关切、意义追问和对世界的敏感中退出来，缩回个人生活的小天地。这种保守倾向并非今天才有，它在每一次大环境下行、未来变得不确定的时候都会卷土重来。

也值得注意的是，“纯过日子”所宣称的对消费主义的抵制，可能并没有它看起来那么彻底。当一个人放弃了购买商品，转而每天刷几个小时的短剧和短视频时，他并没有真正逃出消费主义的捕获，只是被捕获的方式从金钱变成了时间和注意力。

由此，“纯过日子”从各种概念和包装中突围，必然是击中了某种时代情绪，但如果它走向另一个极端——拒绝一切超出日常的思考，否定所有不能直接服务于“过日子”的事物，它就变成价值追求上的一种倒退。在“过日子”和“过好日子”之间，仍有值得追问和求索的空间。

拒绝“过载”的生活

“纯过日子”的爆发，有一个颇为有趣的直接触发因素，即几位公众人物的日常行为被网友捕捉并广泛传播：作家王朔在一次采访中表示自己每天刷十个小时短视频；导演贾樟柯在微博上说自己最近在看红果短剧，并透露已完整观看研究超过一百部短剧……对于曾经将“小众”“独立”“有审美”视为自我标识的都市文艺青年来说，连心目中的“精神教父”都开始沉迷短剧和短视频了，曾经用以界定文化身份的审美等级失去了不言自明的说服力——原来那些被视为文化标杆的人物，也在过普通人的日子。网友虽然戏谑地称其为“文艺青年的幻灭时刻”，但这种认知的松动，为更多人放下包袱、承认自己就是个过日子的人提供了心理上的合法性。

王朔接受采访时表示花不少时间刷短视频

贾樟柯表示自己在看短剧

事实上，认知得以松动，本质上是对“过载”状态的疲惫。一方面，过去几年，互联网上涌现了大量用于解释自我的概念。譬如一个人个性自卑，这是不是原生家庭遗留的创伤？“我”为什么会反复出现不舒服的感受，是不是因为对方是自恋型人格障碍（NPD）？应该如何“课题分离”？各类概念在传播中被简化为标签，人们拿这些标签去框定鲜活流动的生活经验，往往会失效，问题非但没有解决，反而制造了新的矛盾和痛苦。

另一方面，消费主义也从未停止对日常生活的入侵。不妨举一个最近的通俗的例子，比如一入秋，我们就可以看到铺天盖地的“秋天的第一杯奶茶”的宣传，各大奶茶品牌集中推出秋季限定产品，社交媒体上充斥着相关话题的图文分享。但其实，作为一种饮品，奶茶一年四季皆有供应，其制作原料和制作方式并不因季节更替而发生根本性变化，所谓“秋天的第一杯奶茶”，在物理层面与“夏天的第十杯奶茶”或“冬天的任意一杯奶茶”没有本质区别。它的特殊性不在于奶茶本身，而在于被赋予“秋天的第一杯”的概念，将一个日常行为转化为一个具有仪式感的消费事件，一个人看到别人都在喝“秋天的第一杯奶茶”，便有可能产生一种参与的需求——不是对奶茶的需求，而是对参与集体仪式的需求。消费主义与社交媒体的共谋在这里表现得尤为充分：前者创造概念，后者提供传播和验证的渠道。

“秋天的第一杯奶茶”只是无数类似话语中的一个。它可以被替换成“你要爱自己”，而“爱自己”的方式被定义为“悦己”，悦己的方式就是各种买买买；它也可以被替换成“你要挣脱原生家庭”，而挣脱的方式被转化为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，一个可以按照自己意愿布置、不受他人干涉的居所；此外，“精神内耗”被转化为购买冥想App会员和助眠香薰的理由，“职场倦怠”被转化为购买旅行产品、知识付费课程的契机……每一个流行概念，几乎都可以找到对应的消费产品。

这是鲍曼在《工作、消费主义和新穷人》中所揭示的机制。在生产者社会阶段，个体的社会身份主要取决于其从事的生产活动；而在消费者社会阶段，身份认同的基础发生了转移：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，首先取决于他能够消费什么、以何种方式消费。消费能力与消费品味成为衡量个人价值的主要尺度，在这一框架下，鲍曼提出了“新穷人”的概念。“新穷人”并非指物质层面食不果腹的人群，而是指那些在消费能力上存在欠缺、无法达到社会所设定的“正常消费”标准的人群；贫穷意味着被排除在“正常生活”之外，意味着达不到标准，从而导致自尊心受到打击，产生羞愧感和负罪感。可以说，“过载”的生活，催生了过载的消费，也催生了更多不幸福的“新穷人”。

在这样的语境中，“纯过日子”作为一种对“过载”的反抗出现了。它清除了生活中大量被商业包装出来的虚假需求，卸下了过度解释带来的认知负担，关注的是那些最基本的、不需要解释的生活内容：吃饭、睡觉、劳动、休息。这种拒绝在客观上松动了消费主义对生活意义的定义权，使个体得以从无休止的欲望循环中暂时退出，如释重负。

与此同时，关心粮食和蔬菜、回归一日三餐，本身也具有治愈性。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指出，日常生活绝非哲学思维所遗留下来的剩余物，而是一片充满生机和希望、蕴含着丰富创造力与可能性的沃土；如果一个人脱离了日常生活的具体内容——吃饭、睡觉、劳动、休息、交往，去别处寻找幸福，那么他所找到的很可能只是幸福的替代品，而非幸福本身。换句话说，当一个人认真地挑选蔬菜、精心地准备一餐饭食时，他就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与幸福建立了直接的关联。

保守的底色

作为一种社会现象，“纯过日子”不是第一次出现。如果将时间轴拉长，就会发现类似的生活态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反复出现，只是每一次都以不同的面貌呈现。

新世纪前后，学术界曾经出现过一场关于“日常生活审美化”的讨论。彼时，一个新兴的城市中产阶层正在形成并迅速壮大，他们不再满足于“过日子”的朴素形态，而是希望将生活提升为一种有品味、有格调的审美实践，审美活动大规模地溢出传统的艺术领域，全面渗透并重塑着人们的日常生活。比如1998年底，美国学者保罗·福塞尔的《格调：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》中译本在国内出版，迅速成为畅销书，为正在富裕起来的中国中产提供了一套可操作的符号系统，教会了他们如何通过消费来确认自己的社会位置。小资式的“纯过日子”是通过做加法来建构生活的意义：在咖啡、红酒、大衣、家具等琐细之物上反复叠加关于格调与身份的叙事，将消费行为逐一编码为可以展示和比较的审美姿态，以完成文化区隔与身份确认。

2015年前后，“小确幸”的生活方式开始流行。这个词最早出自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随笔集，意思是“微小但确切的幸福”。村上春树自己描述过一些“小确幸”的例子，比如把洗干净的衣服整齐地叠好放进抽屉里，或者棒球赛开始前在小餐馆里一边吃生鱼片喝啤酒、一边看厨师做寿司。“小确幸”的核心动作是“发现”——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，发现那些被忽略的、微小的美好瞬间，它需要个体具备一种敏锐的感知力，主动去留意和体悟。

如果说“小资”的过日子是往生活里添加符号，“小确幸”是从生活里提炼诗意，“纯过日子”的核心动作是做减法，是“放下”，既不刻意追求让日常变得更有格调，也不再刻意从日常中捕捉闪光，而经由日常本身的朴素运转获得自足。

除了这些细微不同以外，这三种“过日子”共享着一个深层的底色：价值观的保守，以及对外部世界和公共生活的疏离。

小资式的“过日子”是将主要精力收拢到私人生活领域的日常经营。学者陶东风曾对此表达忧虑，他指出，1990年代的知识分子，不是从广场回到书斋，而是从广场回到市场以及身体，大家都很关注自己的钱袋与身体。当一个人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对自己的身体、生活空间、消费品味进行审美化改造时，他还有多少精力去关注那些超出个人生活半径的公共议题？

“小确幸”的流行也有其特定的政治背景。这个词在传入中文语境后，尤其在中国台湾地区一度成为相当流行的说法，因为在政治僵局与社会活力不足的背景下，台湾年轻人对通过公共行动改变现状的信心逐渐消退，转而追求一种不必依赖外部条件、仅凭个人努力即可获得的小尺度满足。因此，“小确幸”带有一种在粗粝现实中为自己寻找慰藉的意味，带有对更大社会议题的回避倾向。

而到了这一次的“纯过日子”，保守主义的倾向甚至更为绝对。有人指出，“纯过日子”的表述方式是“不……了”，“不文艺了，不深夜痛哭了，不恨海情天了，不剖析自己了，不原生家庭了，不向上社交了”。这种拒绝不仅是针对消费主义的，甚至连文艺与审美也一并丢弃了。

这种“纯过日子”让人联想到传统社会中对“过日子”的理解。老一辈人找对象，说的是“找个人过日子”，评价一个人不错，说的是“会过日子”……在传统语境里，“过日子”意味着生存是第一本位——把日子过下去，把家庭维持住，把柴米油盐安排妥当，其他东西都可以往后放。

这种价值观的保守化，在近期的互联网文化现象中表现得相当明显。譬如《我的前半生》中的薛甄珠在今年突然翻红，这个9年前被观众嫌“市井泼辣”的母亲角色，如今被封为“梦中情妈”，因为她很会“过日子”，一心就是想让女儿过上好日子；她曾经那些“过时”的观念如今被一些网友誉为“真理”，比如女人一定要靠男人的、找个好工作不如找个好男人、婚姻是女人的归宿等等。

薛甄珠

如果说薛甄珠还有她的可爱之处，那么让人匪夷所思的是，竟然安嘉和也“翻红”了。安嘉和是电视剧《不要和陌生人说话》（2001）中的男主角，一个表面体面的外科医生，背地里对妻子梅湘南实施严重暴力。然而今年以来，一些网友开始以调侃的方式表达“想成为梅湘南”，因为安嘉和的极端控制欲被部分网友重新解读为“物质保障”——外科医生、有房有车、感情专一，“大门不出二门不迈”被诠释为“理想退休生活”，“不用上班不用社交”被理解为“被安排好的安稳人生”……或许一些网友只是在玩梗，但这种调侃得以成立，本身就说明“过日子”的尺度已经侵蚀了最基本的是非判断。

童年阴影里的安嘉和，竟然也变成受欢迎的人了

将视野放到全球化的大背景中，这种“过日子”的保守主义家庭观的回潮并非中文互联网特有的现象。20世纪90年代，美国曾兴起一场名为“承诺运动”的男性宗教集会，该运动公开教导男性应成为家庭中的领袖和负责任的供养者，呼吁男性重新献身上帝与家庭，其核心正是将父权制家庭秩序重新确立为抵御社会失序的堡垒。进入21世纪，这种思潮又以“传统妻子”运动的形式在社交平台上出现，其支持者宣扬回归传统，包括让女性回归家庭。

保守主义家庭观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出现了明显的强化。盖洛普今年5月的一项民调显示，认为“有孩子的情侣应该结婚”非常重要的美国人比例，从2020年的29%上升至39%，六年间回升了10个百分点；共和党人的变化更为显著，持此观点的比例从2020年的36%跃升至58%，上升了22个百分点。此外，2025年发布的第10期美国家庭调查显示，近八成共和党人认同“婚姻是建立稳固家庭所必需的”，而民主党人中这一比例仅为四成左右。

形形色色的“过日子”的底色是相通的：政治上的保守，对宏大的公平、正义、自由议题的相对排斥，蜷缩于个人的小天地来获得一种安稳感和秩序感。

不存在所谓的“纯过日子”

还值得追问的是，抛下一切形而上的追求后，真的存在所谓的“纯”过日子吗？

在当下流行的“纯过日子”说法里，很典型的内容就是“自己买菜做饭、早睡早起、刷刷短剧”。当一个人“纯过日子”时，他放弃了购买最新款的手机、去网红餐厅打卡、追逐小众设计师品牌，他不看《奥德赛》，也不打卡看不懂的画展了，他的娱乐消遣方式转换为看短剧或者刷短视频，好像真的免费获得了快乐。

但其实，刷短视频或者短剧的行为本身，同样牢牢镶嵌在消费主义经济的运行链条之中。加拿大传播学者达拉斯·斯迈思曾提出“受众商品论”的说法：在资本主义大众传播体系中，媒介通过提供各种节目作为“免费午餐”来吸引受众的注意力，然后将受众打包出售给广告商；广告商购买的不仅仅是广告位或广告时段，更是受众的注意力这一特殊商品。法国思想家斯蒂格勒也认为，当代资本主义已经从对物质生产资料的剥削，转向了对人的“意识时间”的捕获和征用。在数字平台经济的运行模式中，用户的每一次滑动、点击与停留，都被转化为可以被量化和出售的数据。

“纯过日子”拒绝了传统消费主义中以商品为载体的消费形式——不买“漂亮饭”，不追逐奢侈品，但未能意识到消费主义的运作方式已经发生了转移。当一个人放弃购买商品而转向观看短视频时，他并没有退出被消费的循环，他只是从一个被商品逻辑所捕获的位置，转移到了一个被注意力经济的算法逻辑所捕获的位置。“看短剧”和“买奢侈品”，在表现形式上截然不同，但在被消费主义所捕捉这一点上，二者并无本质区别，甚至和金钱相比，时间与注意力才是当代人最不可再生的资源。

所以，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“纯过日子”。不仅因为消费主义已经渗透到注意力和时间的最深处，更因为任何个人生活都无法独立于具体的制度环境——所谓的“小日子”，从来都处在大气候的笼罩之下。

比如，我们渴望安稳的生活，但真正的安稳从来不是个人单方面能够实现的。一个人能否安稳地过日子，取决于一系列超出个人控制范围的宏观条件：社会治安是否良好、劳动权益是否有保障、医疗和教育资源是否可及、制度是否提供了基本的确定性。如果这些条件不存在，再努力的个体也无法通过个人奋斗来确保自己的安稳。一个人可能起早贪黑地工作，却因为一场大病陷入困境；可能勤勤恳恳地存钱，却因为通货膨胀或失业而积蓄缩水。关心自己的安稳，就不得不关心那些支撑安稳的制度条件，比如政策的制定、制度的运行、公共资源的分配方式等等。

再比如，我们渴望过上有尊严的生活，但一个人的尊严感不是自我感觉，它更来自个体在社会关系中受到何种对待——是否被尊重、被看见，是否有平等的机会，是否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。如果社会中存在着系统性的歧视、不公或压迫，一个人的尊严就会受到损害，无论他个人多么努力地经营自己的小日子，他过的也不是真正有尊严的日子。

所以，事不关己、高高挂起的“纯过日子”，它所获得的内在秩序的安稳，是脆弱的、侥幸的、经不起风吹草动的。我们更应该追索的是“好日子”，它不只是包含温饱的满足，更包含公平、尊严与安全等资源的可及、可预期与可持续。

这也是文艺与思想不能简单被丢弃的原因，它们帮助人从看似理所当然的日常中辨认出裂缝与不公，并由此思索一种更值得过的生活应当如何抵达。比如刷红果短剧的贾樟柯，只是贾樟柯的一个侧面，真正奠定他公共意义的，是贾樟柯电影对转型期中国社会与普通人生活的持续凝视，为我们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独特的影像视角，让我们看见那些在宏大叙事中被忽略的人，提醒我们所谓日常从来不可能真正自外于时代。诚然，对“好”的追问常常伴随着失落，清醒的目光有时比懵懂的日常更让人难以承受，那些不追问的人似乎活得更安稳；但这绝不意味着，放弃对尊严、公正与意义的求索，就是一种值得过的生活。

海子的《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》提供了一个更完整的参照。在当代“纯过日子”的语境中，人们用它来佐证“过日子”的正当性，“喂马，劈柴”“关心粮食和蔬菜”。然而，诗歌接着写道，“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”“陌生人，我也为你祝福”。这是全诗情感浓度的顶点，从“给山河取名字”到“祝福陌生人”，诗人完成了一个从自我到自然、再到他者的情感扩展过程。他不只是关心自己的日子，他还关心山河，关心远方的陌生人与他们的幸福。日常生活的专注与对他人和世界的关注，并不构成非此即彼的关系，“过日子”不是一个封闭的圆形空间，而应该是一个向世界敞开的出发点。

（澎湃新闻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