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新网杭州10月28日电(林波)“我是2月28日来报到的，这是2月的最后一天，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。”站在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门前，浙江农林大学茶学与茶文化学院教授、杭州市政协文史馆特约研究员周新华笑着回忆。2006年的这一天，他成为国内首座运河主题博物馆的常务副馆长。

挑战随之而来。还在建设的博物馆面临着“三无”局面：没有专业人员、没有一件文物、没有文物征集专项经费。

近日，作者跟随“寻踪大运河文脉”杭州文物寻踪团从杭州运河文化广场出发，跟随当年博物馆筹建者周新华故地重游，了解一座博物馆的诞生史与一条大运河的兴衰史交织在一起的故事。

馆中读运河：一座博物馆“不可能的任务”

杭州运河文化广场上，开阔水域映入眼帘。周新华说，从这里眺望，便能初识运河南端的地理格局。

走进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，周新华的脚步慢了下来。2006年10月1日，这座博物馆正式开馆。

周新华是第一个来报到的“光杆司令”，根据规划，该馆计划在当年10月1日开馆。他的“前同事”来看过“三无”现场后戏言，这是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”。

然而，在各方努力下，让他自己都感到意外的是——“到开馆的时候，任务完成了。”

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的展陈从大运河开凿讲起。

元代郭守敬截弯取直，运河从隋唐时期呈扇形分布的2700多公里，缩短为1794公里。周新华说，2014年申遗成功的“中国大运河”，包含京杭大运河、隋唐运河残留河段，以及从杭州延伸至宁波的浙东运河，“全部加起来，才叫中国大运河”。

在一件官斛文物前，周新华停下脚步。官斛是古代官方制定的标准量器，一斛五斗，约合70斤。

“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，五斗米就这么一斛。”他指着斛口说，官府收粮时以平尺刮口，满出部分不计，“但我征集到一把尺是弯的——若得了好处，弯子朝下；没给好处，弯子朝上”。一件量器，道尽漕运制度的利弊两面。

碑刻与古桥：南端坐标与一张国家名片

出博物馆东行不远，京杭大运河南端终点碑静立运河边。碑的正面，刻有“京杭大运河南端”七个字；背面是一段简练碑文，附有一幅大运河全线路线图，标明沿线主要城市。

碑立在拱宸桥东堍，地方空旷，又与有“运河第一桥”之称的明代古桥相望，地理与历史的坐标在此重合。

立碑之外，更让周新华感慨的是运河话题的升温。他刚到博物馆报到不到半个月，2006年3月全国两会召开，58位政协委员提交提案，提出“大运河价值堪比长城，应该申报世界遗产”。从那以后，运河从一条被日常忽略的水道，骤然成为公共议题。“没想到，一下子门庭若市。”他笑言自己“从来不赶时髦，可却赶上一个大热门”。

但周新华对运河申遗起初感到“很难”。大运河是线性遗产，从北到南涉及六省二市，面广线长，牵涉的河道、城镇与利益主体远非一处点状遗产可比。也正因如此，他对这条河的价值另有一层体认：运河不是一座可供凭吊的废墟，而是一条仍在流淌、仍在使用的活态遗产。

沿运河前行，拱宸桥横跨水面。桥墩两侧，四只“蚣蝮”伏踞防撞墩上，这是防范水患的镇水符号。在实用的航标功能之外，蚣蝮更是一层文化隐喻：古代先民面对浩荡运河水系时的敬畏与祈愿，被刻进了石头里，与桥共存。

街区寻烟火：活态遗产与一座城市的发展

行程终点是桥西直街。在这里，清末民初民居与近代工业遗存交错，白墙黛瓦间市井烟火生生不息。

周新华说，这里曾“大厂”云集，“杭一棉”“浙麻”等数万工人上下班后从拱宸桥走回去，非常热闹。

后来，工厂改制、产业退潮，街区一度沉寂。而近些年，老厂房拆出土地，城市更新推进，老街区又迎来新一轮发展。

让他欣慰的是，工业遗产没有一拆了之。老厂房改造成博物馆、手工艺活态馆等，沿运河形成一片博物馆群。“过去改造老街区的一种做法是推倒重来，把原来的居民迁走，现在桥西街区适度保留了当地居民，呈现古朴风貌，做得还是比较成功的。”

这种“活态”思路，恰是运河遗产保护的应有之义。

桥西直街的民居里仍有居民起居，河埠头仍有洗衣淘米的生活痕迹，近代工业遗存被转化为公共文化空间——遗产不是被圈起来的标本，而是仍在呼吸的日常。

从博物馆里的一件官斛，到终点碑上的一段碑文，再到拱宸桥上的一张邮票、桥西街区的一间老厂房，周新华一路走一路讲，讲的是运河文脉，也是一个人与一座城、一条河的交集。

据悉，此次活动由杭州市园林文物局主办，杭州市文物遗产与历史建筑保护中心承办。(完)

本文来源：中国新闻网